一、傳記之重與書籍之重
《大藏經》向來是一個整體的集合，但由於歷代編者與撰述者的理想不一，故難與《四庫全書》般有一固定的樣貌，即宋代編的《磧砂藏》與《高麗藏》所選內容，與所刊之文字，不會相同。它像一個有機的生命體，忽大忽小。
除了整體的內容有所變化之外，《藏經》的內容還有重收的情形。重收可分為兩種，一種是單純的重收，即一本經典有其原本，與被收入叢書之內的本子，同時存在。另一種是個人被不同朝代的撰者，寫下兩種以上的傳記，均被收錄。舉如下：
（一）書籍
《辯正論》乃大唐終南山龍田寺釋氏法琳撰。見收【開寶藏】、【崇寧藏】、【毘盧藏】、【圓覺藏】、【趙城金藏】、【資福藏】、【磧砂藏】、【高麗藏】、【普寧藏】、【至元錄】、【洪武南藏】、【永樂南藏】、【永樂北藏】、【嘉興藏】、【乾隆藏】、【縮刻藏】、【卍正藏】、【大正藏】、【中華藏】諸藏。
但此《辯正論》同時收入於《廣弘明集》內，且《廣弘明集》亦被收入《大藏經》之中。
（二）傳記
釋法琳即《辯正論》作者。他的個人傳記可見於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。這兩部書亦皆收入《大藏經》。但二者內文不近相同，有繁簡之別。
二、重文之必須
《大藏經》的收錄標準，取決於編纂者的目的。現在對於《大藏經》的出版與搜尋，皆非唐、宋之人所可想像。其方便性導致我們對於書籍重文會有一種「重出」的看法。然而重複收入的考量或仍有可取之處。
（一）單本取閱與始終讀
現在電腦檢索與書籍的印刷將《大藏經》的取閱變成是一個非常方便的閱讀，所以我們可以隨手檢閱所欲讀的經典。然而過去一套《大藏經》並非人人可隨手有，故當其欲觀覽時，不見得有機會能常時間占有、借閱。所以像太虛大師講到其讀經的過程，曾隨機讀，卻被前輩規以始終讀。而當始終讀的讀法確定後，瀏覽並非研究，故無法一經數年的研讀，它必須在誦讀的過程中就要理解經義。然一次的始終讀並無法使得人對經義的透徹，故經由重文的擺置，使閱讀者能加深印象。即重文變成是重要之文。
（二）個人傳記與集傳
個人傳記與集傳的重收，如法琳、玄奘，都有單獨的個人傳記，及同時被收入《高僧傳》、《續高僧傳》中。當然二處的傳記內容因作者不同，故內容也會不同。個人傳記以單一傳主為對象，描述的細節與故事，既詳細與充實，對其宗派，師友交往，及後世弟子影響，多能述及。而集傳則集一時代之高僧大德，無有高低之別，僅依時代先後次序列之。或如明代四大高僧於《補續高僧傳》中，亦只能像一般住持和尚簡述於書中。
一旦被編選入集傳之中，就很不容易看出傳主特別的影響與地位。因此重出的傳記，彌補了重要高僧的事蹟。或許有人會想究竟是佛陀所說之經重要還是高僧傳記重要。如果是佛之說重要，僧人傳記何以需要佔用很多字數的篇幅？當然是佛說重要，但接引之功與見歷代傳承之脈絡，則需靠傳記才能更完整的表達出來。即當人人皆有成道成佛之可能時，佛之說與高僧之傳對於當代都是重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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